最常见的是发热、咳嗽,易误诊为“感冒”。当胸透或胸 X 片伴有片状模糊阴影时又易误诊为“肺炎” , 经常规治疗无效,或短期内反复出现于同一部位的“肺炎” , 应提高警惕除外肺癌。应查胸 CT ,必要时行深部痰细胞学检查或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肺部阴影常易误诊为“结核”,在未作任何排除“结核”的检查即采用 抗“结核”治疗致使延误诊断及治疗 , 后果严重。 发生于肺尖部的肺癌,因为周围组织受侵犯或压迫常伴有肩部疼痛或上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 易误诊为“肩周炎”而延误诊治。逐渐加重的胸闷,气促,不能平卧,胸部体检或影像学检查显示有胸腔积液,经抽液检查为非血性渗出液时易误诊为“结核性胸膜炎”。此时,应抽胸水查癌细胞及肿瘤标志物,并尽量抽尽胸水后作胸 CT ,以尽可能地显示被胸水掩盖的肺内病变。若可疑应至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 腰部疼痛,疼痛放射至臀部、下肢外侧,甚至小腿或足外侧 , 随咳嗽、大便等增加腹压的动作而加重,易误诊为“坐骨神经痛”,但癌性疼痛具有逐渐加重或夜晚加重的特点,且多为一侧性。 其它如癌性骨关节病,因常伴关节变形易误诊为“风湿”或“类风湿” 性关节炎。故若出现上述情况,按常规治疗无效时应至大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就诊以除外肺癌。 颈部特别是锁骨上若出现肿块,短期内增大者,应立即至综合性大医院就诊。若疑诊癌症应立即至肿瘤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在无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请切勿随便接受“抗结核”治疗或抗肿瘤“试验”治疗。
肺癌遗传学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近百年,但目前尚无确切依据证明肺癌有遗传性。如果家族中有癌症病人(包括肺癌),本人又为长期大量吸烟者,应提高警惕。人类基因组分析能否找出与肺癌发生有关的基因基础?在癌前阶段能否采取某些措施,如基因的调控以阻断肺癌的发生?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肺癌不会传染。肺癌的发生是在遗传因素和某些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使某些细胞发生癌变,这些癌变的细胞持续繁殖、增长,成为肿瘤。所以,肺癌不可能以任何形式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
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于女性。但是近年来在西欧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女性肺癌发病率增长速度比男性为快。这可能与女性吸烟者增多有关。 此外,女性肺癌主要为腺癌,据我国调查报导与厨房小环境污染(燃料、油烟等)有密切关系。肺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30 岁以前少见。 40 岁以后发病逐渐增多。一般在 65 或 70 岁死亡率达到高峰。但随着吸烟人群的低龄化 , 应警惕 30 岁以下肺癌的发生的趋向。
导致肺癌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认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吸烟。吸烟导致肺癌的危险性与吸烟量、吸烟年限、吸烟种类、开始吸烟的年龄有关。吸烟人群肺癌的 发生率是不吸烟人群的 8-20 倍。吸烟引起小细胞肺癌的相对危险性为 17.5 非小细胞肺癌为 6.7 。吸烟量与肺癌的危险发生呈正比关系;长期每日吸烟 10-20 支,肺癌的发生率为 15% ;每日吸烟 21-40 支,肺癌的发生率为 28% ;每日吸烟超过 40 支,肺癌的发生率高达 68% 。停止吸烟 1 年,患肺癌 的危险度仍为原来的 94.4% ;停 2-3 年,为 85.2% ;停 4-9 年,为 56.1% ;停 10-15 年,为 39.3% ;即使停止吸烟 16 年,肺癌的发病率仍有 5.3% 。 烟草中的主要致 癌化学物为亚硝胺类化合物。国际抗癌研究中心 (IARC) 根据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了全面研究分析,确定烟草为人类的肯定致癌物。被动吸烟肺癌发病率增高受到广泛关注,经研究发现被动吸烟者虽然吸入的为卷烟燃烧时的边流,但因为经过边流的空气较少,燃烧不完全而且温度较低,适合于致癌物质多环芳烃的形成,所以含量较中心流为高,故吸入边流所受的危害也较明显。
肺是人体的呼吸器官,由气管、各级支气管和肺泡组成,发生于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称肺癌。临床上根据肿瘤生长的部位不同,分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发生在 3 级支气管以上的为中心型肺癌,发生在 4 级支气管以下的肺癌称周围型肺癌。 肺癌是当今世界上对职业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世界范围内,至 1999 年,每年新病例达 100 万,居男性肿瘤死亡率之首。在许多国家肺癌 发病率仍呈不断增长趋势。我国每年肺癌发病率以 4.5% 的速度上升。近期女性肺癌发病率上升,与女性吸烟和被动吸烟增加以及厨房小环境空气污染有关。据预测,21世纪初最常见的疾病很可能是肺癌及艾滋病。
在简单的三点一线的“黄埔四期”培训生活,犹如重新回到大学时简单的学习年代,让自己有时间真的停下脚步对自己的临床工作进行反思。“协和育才之路”作为每期黄埔学员必读教材,尤其是拜读了张孝骞先生的“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一文后,自己感触颇深。我曾经在工作的医院主管过一位首长的母亲,大家共同讨论该患者的治疗策略,在听取病情汇报后,许多医学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结果是医学专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最终首长作为患者直系家属做最终决定时,他首先对不同专家建议作出清晰条理的分析,并从中抓住治疗策略中的主要矛盾,最后选择的治疗策略是我认为当时的最佳答案。在惊讶之余,我由衷的敬佩。虽然他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但是他的哲学思维能力让他选择出最正确的答案,从那以后我也开始注重自己的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实践,在读完张孝骞先生一文后,结合自己经历,更觉得有异曲同工之感。感触一、哲学是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医学家必须是同时是哲学家”。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曾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在东方,中医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最成功的地方之一,中医理论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整体观的影响,认为疾病乃人体自身的“小宇宙”与周围环境的“大宇宙”失去平衡所致,疾病可依阴阳平衡与交替反复的演绎理论予以治疗。目前,医学中重大的成就与问题最终都需提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如克隆技术,最终演化为哲学话题,要等待哲学的讨论和处置。感触二、哲学辨证思维是医学生必备的思维能力。临床诊断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认识和优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否辨证地分析诊断过程中所搜集到的资料,这对于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教授说:“疾病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往往要经历难-易-难-易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要掌握这个规律就必须学习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临床思维,我们在医、教、研工作中能获得成功往往是临床思维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相反,则失败”。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疾病的本质,从众多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临床医疗实践中:首先,我们要抓住医疗思维中的层次性。在复杂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往往许多的矛盾并存,在相互关系中,有主次之分。主要矛盾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和相应的症状体征,决定着疾病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此外,人体也是多层次的统一,各个层次的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综合成整体的功能。疾病过程亦是如此。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能抓住主要矛盾、关键层次。其次,要有临床思维的自我批判。如临床新收到的信息内容与已有的临床思路相矛盾,就面临着双重的审辩任务,审辩新信息是否真实?弄清有关的原有临床思路是否有错?错在哪里?再者,注意临床思维的个体化。临床诊断思维的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活生生的具体病人,疾病固然有其共同的特征和规律,但在每一个患者具体表现上却有特殊性、个体性。临床医生在诊断中对患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因素、一般特征与个别特点,有机地综合思考,才能保证诊断治疗的准确性。例如:高血压常用降压药至少几十种,并非各种降压药都适用于所有病人。总之,科学思维方法贯穿于临床诊断过程的始终,无论医学科学发展到怎样高级的程度,它们仍然不能代替医生的思维,正确的思维是医生正确诊断疾病的法宝。在临床诊断治疗中,辩证思维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更应该注重辩证思维方法的培养。
肺癌是一系列亚型的总称,不同的亚型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这种疾病是美国人首要的癌症死亡因素。每年有22万成人确诊罹患肺癌,其中只有16%能存活5年。尽管烟草是绝大多数肺癌的诱因。不过2013年确诊的患者中,逾八成在确诊时并不吸烟或已经戒烟。关键驱动基因的发现使得肺癌治疗焦点转移到靶向治疗的方向。在今年,研究者发现突变基因的筛查有助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及最终生存。此外,一项早期研究结果发现,dabrafenib对BRAF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有治疗活性。根据基因突变检测结果选择药物有助患者存活根据美国NIH的大型临床试验得知, 肺癌中最常见的肺腺癌, 约2/3病患可能有含有至少一种基因突变, 目前已知常见的基因突变包括 KRAS, EGFR, HER2, BRAF, PIK3CA, AKT1, MEK1, NRAS, ALK, and MET等, 根据病患肿瘤基因突变的结果有无来选择对应的治疗, 或进行相关临床试验, 有助于患者的生存。法国肺癌驱动基因筛查项目成功开展法国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开展全国性1万人大规模肿瘤驱动基因研究,所检查基因包括EGFR,ALK,HER2,KRAS,BRAF和PI3KCA。这是目前已知最大规模的肺癌基因研究试验,其长期追踪结果值得关注。dabrafenib对携带BRAF V600E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有治疗活性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肿瘤缩小率约54%,相较于过去传统单一药物约15%,进步许多,其中最长反应持续时间durationofresponse约11个月,常见副作用包括降低食欲,疲倦,虚弱,恶心,。3期临床试验结果值得关注。FDA批准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厄洛替尼和阿法替尼用于治疗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FDA批准Abraxane作为晚期NSCLC的一线用药FDA批准厄洛替尼用于一线治疗转移性NSCLCFDA批准阿法替尼用于EGFR基因突变晚期NSCLC治疗
相关临床试验在2012年2月11日在线出版的《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发表了加拿大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渥太华大学的Scott A. Laurie博士等人的一项述评文章,该文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在EGFR野生型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结构域出现的激活突变对某些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原癌基因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多数患者EGFR仍为野生型(EGFR-WT)。该文对部分随机试验的相关筛选数据进行了考察,这些试验与下面几方面内容有关,通过可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厄洛替尼、吉非替尼,以及抗EGFR胞外区结构域的单克隆抗体—西妥昔单抗对EGFR-WT患者进行治疗;存在或不存在临床获益药物相关的潜在生物标记物现状;以及改善EGFRI药物针对EGFR-WT患者药效的未来方向。EGFR频繁出现的过表达现象对于评价EGFRI药物在NSCLC作用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对于EGFR-WT或状态不明的患者,TKI药物一线治疗尚无效果。此类药物的一线应用应仅限于EGFR突变呈阳性的患者。西妥昔单抗联合顺铂-长春瑞滨的临床获益有限,但该方案在晚期NSCLC治疗中的作用仍值得进行解读,这是因为在其他取得阴性结果的试验中,此类药物与化疗方法进行了联用,并且试验也将毒性及费用情况等其他因素也考虑在内。通过转换性维持治疗的方式进行厄洛替尼给药后,此前接受过铂制剂治疗的患者取得了有限的临床获益;然而,也应对替换疗法给予适当考虑。而在考察二线治疗过程中,TKI药物是否与单药化疗相当方面,相关临床试验的结果彼此矛盾。二线治疗应考虑到药物的毒性特征及患者选择。因为临床试验表明,BSC可取得存活率相关临床获益,因此最好针对不愿接受其他细胞毒化疗治疗的患者使用TKI药物。TKI药物极少对EGFR-WT的患者产生药效,但对于之前曾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单药化疗的有效率同样不高,并且在病情出现稳定的患者中,有相当多比例患者的NSCLC自然史曾出现过改变。最常见的用于评价的生物标记物为,通过IHC、基因拷贝数及KRAS突变方法得到的蛋白表达情况。对于EGFR-WT患者而言,目前尚没有相关生物标记物可以清晰可靠地对不宜接受EGFRI治疗的患者进行鉴别。尽管EGFR IHC阳性患者及/或存在EGFR IHC阳性肿瘤的患者临床获益更佳,但现有数据未能搞清阴性患者能否取得临床获益。针对BR.21及SATURN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显示,尚没有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可稳健地适合于厄洛替尼维持治疗或针对难治性患者治疗筛选。针对生物标记物进行的相关临床试验的前瞻性评价将有助于确定其在患者筛选中的效用。EGFR抑制剂可降低典型的痤疮样皮疹发生。有建议认为,出现中度至重度皮疹的患者使用此类药物的效果更好。尽管早期皮疹可能是较佳治疗效果的预测因素,但两研究作者认为,其结果仍需进一步证实。直至目前,该方法仍不能替代常规肿瘤缓解性评价。EGFR生物标记物结果较高比例的EGFR-WT患者无法从EGFRI中取得临床获益。为了改善患者预后,已有相关研究对数种治疗策略进行了考察。在第二代EGFR TKI药物相关研究中,一项双盲、随机临床III期试验对阿法替尼对腺癌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了评价,这些患者在出现病情进展前,已通过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取得了至少≥12周的病情稳定期。研究结果显示,阿法替尼可改善患者PFS (3.3 个月v安慰剂1.1个月; HR, 0.38; P = .001),但未能改善患者的OS(HR, 1.08; 95% CI, 0.86至1.35)。此外,一项临床II期试验对Dacomitinib和厄洛替尼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Dacomitinib可改善患者PFS。阻断MET可改善EGFRI活性,已有两项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II期试验证实了该效果,这两项试验主要针对此前进行过其他治疗、但未接受过EGFR TKI治疗的患者。经tivantinib治疗的患者PFS存在延长趋势(HR, 0.81; P=.24),EGFR-WT患者也存在该趋势(HR, 0.70; P = .12); 该临床获益仅限于组织学类型为非鳞状细胞癌的患者。KRAS突变患者也取得了明显的临床获益(HR, 0.18; P <.01)。值得关注的是,MET阴性患者通过MetMAb治疗后,结果反而更差(HR, 3.02; P=.021)。似乎尚无其他生物标记物与预后结果存在关联。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通路(IGF1R)活化是另一种潜在抗性途径。但相关临床试验结果均不甚理想。他汀类药物可抑制甲羟戊酸通路,对Ras等蛋白产生影响从而削弱蛋白的异戊烯化及EGFR信号传导。在韩国进行的一项开放、随机临床II期试验显示,尽管患者整体预后无差异,但对于非腺癌EGFR-WT患者进行的探索性分析表明,与吉非替尼单药相比,联合治疗方案的缓解率较高(分别为40% v 0%; P=.043),患者PFS (中位时间分别为3.6个月v 1.7个月; P = .027)也得到了改善。述评作者总结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多数NSCLC患者为EGFR-WT。研究证据表明,尽管EGFRI的客观缓解率较低,但在某些临床条件下,部分EGFR-WT患者仍可取得有限、但具有临床意义的存活时间获益。EGFR-WT为一种异质性基因型,但目前仍没有一种试验用或临床用生物标记物,足以稳健地对能否取得临床获益的EGFR-WT患者进行筛选。某些策略可以改善患者预后,包括使用新一代EGFRI药物及阻断关联通路等,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课题。
如何应对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挑战?随着特征性肿瘤高通量技术的进展和分子靶向治疗项目的不断扩展,这一目标越来越有可能实现。个体化癌症治疗基于对患者肿瘤精细的分子特征及其微环境的认知,该项疗法使得改善预后、减少毒性的个性化治疗成为可能。个体化治疗的目标是:通过对合适的人给予正确的联合用药方法,实现以促进肿瘤生长和生存的突变为靶点的治疗。由于对潜在肿瘤恶化机制和药物敏感性认识的增加,以及日益实用的靶向疗法和符合成本效益的综合多重试验,因此,以癌症个体化治疗作为医疗标准这一方案最终提交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无论如何,成功实现癌症个体化治疗,需要克服许多挑战。九月份出版的《自然评论临床肿瘤学》刊登了Perspectives article,个体化癌症治疗医学研究所主任Funda Meric-Bernstam和兼任乳腺肿瘤医学系统生物学及德克萨斯大学医务部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学单位教授的Gordon Mills,为了认识实现个体化癌症治疗所需要做的工作,他们对那些挑战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的文章中,Meric-Bernstam博士和Mills论述,个体化癌症治疗不会作为一个实践标准,因此也不会收费和获利,直到它的临床实用性得到广泛的体现。生物学上的挑战肿瘤的异质性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承认肿瘤存在异质性。首先,瘤体内的显著差异,肿瘤内的癌细胞也可能有功能的异质性。此外,肿瘤的转移和入侵能力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扩散的癌细胞能幸存,保持休眠状态或者是发生转移。分子演化和抵抗在靶向治疗的选择性压力和作为放疗及化疗的诱变活性的激活作用下,特定突变的克隆数组可以改变。由于并发突变的存在,可能在之前已经存在对治疗的抵抗,它可通过靶向治疗诱导的适应性反应而产生,或者,也可以通过肿瘤细胞生存所需信号通路的活化而获得新的突变。有两个普通的概念研究来处理瘤内异质性及抵抗性的出现:深入研究肿瘤发生和复发的特性,识别罕见及起主导作用的增殖,并深入研究肿瘤的表观生物学特征,识别优势克隆。由于获取多个活检的费用高昂,并与潜在患病率有关,替代性诊断工具如如分子成像,对循环肿瘤细胞抑或是循环游离DNA的分析,也在现行研究中使用。药物的靶点目前为止,大多数的靶向疗法都已经能够以致癌基因的功能获得性突变为目标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但是不管怎样,许多蛋白质目前“无药可及”,且在许多肿瘤组织的抑癌基因中,对功能丢失性突变进行操作目前还是难以企及的。技术上的挑战对标志物敏感性和耐药性的鉴定和验证是实现个体化癌症治疗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由于对治疗的敏感性和耐药性机制认识的深入,异常应答的分子分析应该是所有个体化癌症治疗项目的组成部分。综合分析,不只基因组发生改变,还有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且基因与基因、蛋白质与基因组,以及基因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对生物标志物的发展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需要新的试验设计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验证,必须将其纳入药物开发的各个方面,从发现到临床试验。然而,目前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验证的临床试验设计往往不是最理想的。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和验证,以及靶向疗法的临床试验设计需要特殊的方法,如义务性地研究组织活检、综合性肿瘤和生殖细胞的特性。组织活检的研究是可选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因为组织活检不是经常可以获得。在许多试验中,由于与组织活检研究相关的并发症比较少见(患病率约1.4%),组织活检研究所取得的科学信息量超过组织活检的风险。综合多重标记分析目前,个别生物标志物相关的试验,往往在标准化疗法开始治疗或者是临床试验纳入患者之前完成。这种方法有助于降低总体试验花费,它可以在治疗开始时采用延期,并且需要大量宝贵的样本组织,然而对于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肿瘤患者来说,这种方法有可能延迟有效疗法的实现。取回档案室存放的组织块可能需要数天到数周的时间,尤其是当它们存储于不同的机构时。在疗法执行中,这可能会耽误治疗的实施,使得对测试和分析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全基因组测序(WGS)进行确定,甚至许多患者的测试过程延伸至临床可接受的期限之外。当患者是第一次收诊,特别是对于恶化或复发高风险的患者,避免生物标志物转变延迟的一项选择是:实行全面的综合多重肿瘤检查。然而,特别是对于突变不定位的许多患者以及只是有癌症复发可能的部分患者,如何支付早期检查的费用一直是个问题,直到研究者证明了这种方法对于护理患者来说是有帮助的为止。而且,前期检查不将治疗引起的肿瘤进展或异质性改变考虑在内。或者,对于有癌症的复发或进展的患者来说,有必要进行新的组织活检,以省去取回档案室存放的组织块所需的时间,且为分子分析的进行争取了时间。然而,这种方法由于患者需要进行组织活检,会带来花费和发病率的上升,同时,组织活检的质量以及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也是值得关心的,因为,即使有专门的放射科医生和病理学家,有意义的组织活检所占的比例对于生物标志物的评定来说还是不够的。三个正在接受评审的综合多重检查概念性研究:第一个,频繁突变的“热点”分析;第二个,许多已识别的癌基因开放阅读框架的评估;第三个,WES和WGS,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将会比存储、处理和分析数据便宜。目标和治疗的优先次序高质量的生物信息学需要使用来自分子表达谱的数据,以资决策,这些数据表明了靶向疗法对于哪些突变的患者是有效的。而如今,只有几十种突变是真正由高质量的试验数据证实的。药理学上的挑战还不知道对于制定最理想效果来说,最佳靶向抑制程度和持续时间还难以确定。短期,高水平抑制会比长期抑制更有效果或者是毒性更小吗?由于附加剂的毒性,以及对两种药物合适剂量和使用次序的需求,这样的联合治疗特别具有挑战性。临床前期研究的一个主要工作是,需要将系统生物学方法与动物模型及临床试验联系起来。管理上的挑战临床实验室认证生物标志物应用于临床决策(包括临床试验患者的选择或分层)确定,这需要一个有保证的实验室进行识别,不过这对于生物学标志物的执行来说,会显著增加成本并导致延期。由于“可操作”项目的范围,随着新药和标志物药组的出现而迅速发展,因此,确定哪一个靶点与分析应该在一个获得认证的实验室里完成,这需要一个预期计划。报销在基因组检查的早期阶段,尚不清楚哪种测试将是可报销的,以及,什么水平的证明需要考虑的是进行一个“护理标准”测试,而不是考虑研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和争论,且这还需要使用指导方针和报销分子诊断费用。患者和医生的挑战患者非常乐意参加研究所需的测试,尤其是对只有少量侵入性的检查,如尿、血液、CT和超声成像,然而,患者却不太愿意接受肿瘤和皮肤组织活检。不管怎样,大多数病人都愿意接受至少一种肿瘤活检。基因诊断的新时代,由于患者对分子检测的需求以及他们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得这个时代也具有独特的挑战。 WES和WGS将带来关于研究成果转化的独特挑战,如基因组学研究的生物标本和数据得到广泛共享
肺癌的有效治疗需要准确地细分癌症亚型的支持。为了能识别支气管刷检标本中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s),以便区分出非小细胞肺癌(NSCLCN)与小细胞肺癌(SCLC),以及进一步区分出鳞状细胞癌(SQ)与腺癌(AC),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胸外科的黄伟(Wei Huang)及其同事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发表于2012年12月1日出版的《美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杂志上。研究结果显示:研究者建立的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能对支气管刷检标本中的三个肺癌亚型进行准确的鉴别。这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对于肺癌亚型的鉴别诊断和基于肺癌亚型的治疗策略优化有很大的临床价值。研究者使用微阵列芯片筛查了来自于82个快速冷冻的外科手术切除的肺标本、经激光俘获显微切割技术获得的癌细胞中的723种微小核糖核酸。并使用定量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对153个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处理的外科手术切除的巨切(macrodissected)肺标本中的七种候选微小核糖核酸进行了评估。而这七种候选微小核糖核酸都是从上述微阵列芯片中发现的。研究者以训练队列组(85例)和独立的验证队列组(68例)为基础,分别建立了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microRNA panels),并将其用于在207例支气管刷检标本中对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进行鉴别,以及进一步对鳞状细胞癌和腺癌的鉴别。该研究的主要结果为:在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肺部组织手术标本中,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在鉴别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方面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mir-29a和mir-375;曲线下面积(AUC)在训练队列组和验证队列组数据集中分别为0.991和0.982]。而在鉴别鳞状细胞癌和腺癌方面其同样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mir-205 和miR-34a;曲线下面积在培训队列组和验证队列组数据集中分别为0.977和0.982]。此外,在支气管刷标本中,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也能准确地鉴别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曲线下面积,0.947)以及鳞状细胞癌和腺癌(曲线下面积,0.962)。该研究结果显示:研究者建立的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能对支气管刷检标本中的三个肺癌亚型进行准确的鉴别。这2种微小核糖核酸芯片板对于肺癌亚型的鉴别诊断和基于肺癌亚型的治疗策略优化有很大的临床价值。